“失去乳房对于一个现代女性来说，其打击有可能比死还要可怕!现代医学高度发达，却往往忽略了作为患病的个体首先是一个有情感的人。我想：人有权利自己选择是要乳房还是要生命!”。这一段话是2007年5月19日因陈晓旭患乳腺癌不治离世时我所写《古今红颜黛玉薄命之悲哀!》博文中一网友的留言。这段留言一直在拷问着现代医学!果真是高度发达的现代医学完全忽略了作为患病的个体的情感吗?否!!!

由于上述观念的偏差，我国乳腺癌患者一经诊断，基本都处于中、晚期，给治疗带来难度也给病人带来痛苦。在过去的10年中，全世界乳腺癌的发病年增长率达8%，但乳腺癌患者的长期生存率却猛升了20%。新诊断的患者将近有三分之二的人可存活20年以上。现在完全可以说大多数乳腺癌患者能够过上趋于正常人的生活。这一惊人的进步依赖于乳腺癌治疗的更新。因此，作为普通百姓，尤其是女性，很有必要了解乳腺癌的治疗历史及其变革。这样，能有效解除病人对乳腺癌的手术治疗的恐惧感和对形体损害程度的真实了解，从而达到自觉地认识到早期发现，早期配合治疗的重要性。逐步改变目前观念上的偏差。这样，乳腺癌的疗效还会有更加乐观的前景。

其实，医学从来就没有偏离过人文精神!医学的研究与服务对象是人，而研究的目的也在于服务于人，也就是说，医学是直接为人服务的。自古以来，医家就高度重视医学的人文精神。古人对医者有如此之告诫：“善医者，必先医其心，而后医其身。”;中国名医孙思邈在《大医精诚》之首中写到：“凡大医治病，必当无欲无求，誓愿普救含灵之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惜身命。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与之极为相似的古希腊希波克拉底誓词如下：“我要遵守誓约，矢忠不渝。对传授我医术的老师，我要像父母一样敬重。对我的儿子、老师的儿子以及我的门徒，我要悉心传授医学知识。我要竭尽全力，采取我认为有利于病人的医疗措施，不能给病人带来痛苦与危害。我不把毒药给任何人，也决不授意别人使用它。我要清清白白地行医和生活。无论进入谁家，只是为了治病，不为所欲为，不接受贿赂，不勾引异性。对看到或听到不应外传的私生活，我决不泄露。”

从外科手术发展史中，我觉得最能体现人文精神回归宗旨的应该是乳腺癌手术和疝的修补术。我们知道：人类是从无知与野蛮中逐渐走向文明。医学更是这样。它是一门认知学科和经验学科，是从错误中走向完善的。也许千年后的人们看到我们现在所做的手术，一定会有同样的“愚昧、野蛮”的感觉。因解剖学的兴起，得以让人类了解了自己的身体，同样对乳腺解剖和乳腺癌的病理作了深入的研究。乳腺癌治疗的百年历史变革：乳腺癌的治疗包括手术、放疗、化疗、内分泌治疗等。目前大都采用以手术为主的综合治疗。手术是治疗乳腺癌的主要手段，从Halsted“经典”根治术到今天，已经有110年的历史，经历了四个历程：即19世纪末的Halsted根治术，20世纪50年代的扩大根治术，60年代的改良根治术，80年代的保乳手术。乳腺癌的最佳手术一直是争论和研究的热点。随着医学基础研究的深入，前瞻性临床试验的开展和结果的陆续报道，不断冲击和推动着乳腺癌外科及有关学科的发展;新理论，新观念，新技术，使乳腺癌的外科治疗向更科学、更合理的方向迈进。乳腺癌的手术经历了由原始局部切除-乳腺癌根治术-扩大根治术-改良根治术-保留乳房5个阶段，实质是一个手术由小-大-更大-小-保存完整的外形的过程，充分体现了手术回归人性这一宗旨。这不是非常具有戏剧性吗?从起点开始最后又回到了起点，但这次的回归却有了质的飞跃。这就是认识的旅程。外科手术领域内还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手术历史。正因为有人文精神的召唤，外科手术才得以不断的改进和发展以适合人类文明的步伐。

一位27岁的农村女性，右乳腺癌晚期，肿瘤局部破溃伴右锁骨上淋巴结转移、双肺转移、多处椎体转移。通过用紫杉醇方案术前进行化疗三疗程，局部换药治疗，肿瘤局部明显控制变小并固定，远处转移灶亦有明显缓解，完成术前的三疗程化疗后于2008年4月30日行右乳癌姑息切除加植皮。术后伤口及植皮区存活后完成剩余的三疗程化疗，现正接受放疗。病人精神状态和一般情况良好。虽然是很晚的肿瘤，但生活质量还能让人满意。太晚了，医生也只能做最后的努力。如此看来，病人想在生命与外形上选择，就目前的医学水平，我们还是能够做到二者兼照的。但必须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早期诊断，早期治疗。象这种晚期肿瘤，在医学发达的今天，能够做到保全生命的前提下有一定的生活质量，这样就相当的不容易了!这也是人类战胜癌魔的可喜成绩!

19世纪末Halsted通过大量的临床观察和病理解剖学研究认为，乳腺癌的发展规律先是肿瘤细胞的局部浸润，后沿淋巴道转移，最后出现血行播散，即在一定时间范围内，乳腺癌是一种局部疾病，若能将肿瘤及区域淋巴结完整切除，就可能治愈。在如此理论指导下，他在1882年创立了乳腺癌根治术，即整块切除肿瘤在内的全部乳腺，包括相当数量的乳腺皮肤和周围组织，以及胸大肌和腋窝淋巴结，不久又将胸小肌包括在切除的范围内，即Halsted乳腺癌根治术。1894年Halsted报道了用该术式治疗乳腺癌50例，无手术死亡，仅3例术后出现局部复发，使手术后复发率由当时的58%～85%降到6%。1907年Halsted再次报道了232例乳腺癌根治术5年生存率达到30%，使当时乳腺癌外科的治疗水平大大提高。Halsted学派是以病理解剖学为基础，把乳腺癌看做是乳腺的局部病变，把区域淋巴结当做是癌细胞通过的机械性屏障。Halsted手术开创了乳腺癌外科史上的新纪元，被誉为“经典”的乳腺癌根治术，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同时也奠定了肿瘤外科的治疗原则。半个多世纪，Halsted手术在乳腺癌外科中的优势是无可争辩的。

1918年Stibbe通过尸检描述了内乳淋巴结的分布。至20世纪40年代末，人们认识到乳腺癌的淋巴转移除腋窝淋巴途径外，内乳淋巴结同样也是乳腺癌转移的第一站，锁骨上和纵隔淋巴结则为第二站。从清扫乳腺癌区域淋巴结这个意义上讲，经典根治术遗漏了一处重要的乳腺淋巴引流区，即内乳淋巴链。由于当时人们对肿瘤的认识还停留在单纯的“局部根治”上，Halsted手术的疗效渐趋稳定，加上麻醉和胸外科技术的迅速发展，使Halsted手术受到了“扩大”手术的冲击。Margottini(1949年)和Urban(1951年)分别提出了根治术合并胸膜外和胸膜内清扫内乳淋巴结的乳腺癌扩大根治术。Andreassen和Dahl-lversen(1954年)，提出了根治术合并切除锁骨上淋巴结及内乳淋巴结的乳腺癌超根治术。Wangensteen(1956年)报道了根治术合并切除内乳淋巴结、锁骨上淋巴结及纵隔淋巴结手术64例，手术死亡率高达12。5%。1969年在一次国际性会议上，Dahl-lversen提出：乳腺癌的超根治术与根治术相比，术后并发症多，治疗效果差，他们已放弃使用。这样曾在欧美煊赫一时的乳腺癌超根治术从此消声灭迹。以后，许多前瞻性临床试验和多中心的研究结果显示：乳腺癌的扩大根治术与根治术的疗效无统计学差异;加上放、化疗水平的不断提高，乳腺癌的扩大手术在历史的进程中逐渐被摒弃，结束了它对Halsted学派的冲击。

随着生物学和免疫学研究的深入，Fisher首先提出：乳腺癌是一种全身性疾病，区域淋巴结虽具有重要的生物学免疫作用，但不是癌细胞滤过的有效屏障，血流扩散更具有重要意义。由此人们可以解释没有淋巴结转移的早期乳腺癌生存率为什么不是100%或接近100%，为什么临床上会出现仅有腋窝淋巴结转移而隐匿着原发病灶的隐匿性乳腺癌。大量的临床观察显示乳腺癌手术后进行综合治疗，能有效地提高病人的生存率，而病人所受到的医疗风险，却远远小于单纯扩大手术范围所造成的伤害。Halsted手术再次受到“缩小”手术的挑战。Patey和Dyson早在1948年就报道了保留胸大肌，切除其筋膜的改良根治术，但由于病例数仅40例，随诊时间又不长，没能引起人们的重视，但后来有许多学者重复了他们的工作。1963年Auchincloss又报道了保留胸大、小肌的另一种乳腺癌改良根治术。国际协作的前瞻性随机试验比较了改良根治术与根治术的疗效，随访10到15年两组结果没有统计学差异，但形体效果和上肢功能，改良根治术均比根治术好。据美国外科医师协会调查：1950年Halsted手术占全美国乳腺癌手术的75%，到1970年还占到60%，到1972年则降至48%，1977年降至21%，1981年仅占所有乳腺癌手术的3%。与此同时，改良根治术由1950年的5%上升至1972年的28%，到1981年上升至72%。

然而“缩小”手术的浪潮并没有停止在改良根治术上，而是向保留乳房的各种“缩小”手术方向发展，包括象限切除、区段切除、局部切除，加上腋窝淋巴结清扫。保乳手术不仅考虑了生存率和复发率，还兼顾了术后上肢功能和形体美容。全世界几项有代表性的前瞻性随机临床试验，对保乳手术与根治术的疗效进行了比较。如来自米兰国立癌症研究院的临床试验，来自美国乳腺与肠道外科辅助治疗研究组NSABP B-06计划，来自欧洲癌症研究与治疗组织EORTC试验10801，均证实了保乳手术的可行性，同时也肯定了术后放疗的必要性。1995年早期乳腺癌试验协作组EBCTCG报道了保乳手术加放疗和改良根治术两组疗效对比的Meta分析结果：10年死亡率均为22。9%，10年局部复发率分别为5。9%和6。2%，两组无统计学差异。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医院报道保乳手术206例，10年生存率为80%，10年局部复发率为7。7%，与国外报道相同。目前保乳手术在美国占全部乳腺癌手术的50%以上，新加坡占70%～80%，日本超过40%，中国香港占30%，中国内地还仅限少数大医院开展。Fisher称保乳手术是对Halsted学派的挑战，是乳腺癌外科治疗中的一次革命。

保乳手术是早期乳腺癌手术的发展趋势

乳腺癌规范化保乳治疗是手术加放疗，多数病例还需要辅助化疗、内分泌治疗等;保乳治疗是多种疗法序贯应用的综合治疗。保乳治疗要取得与根治术同样的疗效，首先要严格掌握手术适应症。在保乳手术开展初期，对肿瘤大小有严格限制，一般限定在3cm以内。随着该项技术的不断开展与熟练，人们逐渐把注意力转移到肿瘤大小与乳腺大小的比例上，若乳腺较大，尽管肿瘤直径大于3cm，术后对乳腺外形影响不大，仍可行保乳手术。近年来随着保乳经验的积累，欧美国家对直径大于5cm的乳腺癌，术前先行化疗和/或放疗，待肿瘤缩小后再行保乳手术，同样取得了较好的疗效。我国对保乳手术持慎重态度，多数医院选择T1和部分T 2病人，有的医院采用了术前化疗。医科院肿瘤医院对肿瘤≤3cm的乳腺癌直接行保乳手术，若肿瘤>3cm但≤5cm，先行2～4周期化疗，若肿瘤≤3cm，仍可行保乳手术，若化疗后肿瘤仍>3cm，则行改良根治术。对乳腺钼靶照相显示局限性微小钙化经“立体定位”切除活检证实为癌者，仍可行保乳手术。保乳手术适宜周围型肿瘤，若肿瘤位于乳头、乳晕，可行中央象限切除，再行乳头再造，此部位乳腺癌国内采用保乳手术较少。保乳手术在病理类型上无特殊限制。以前认为若有广泛的导管内癌成分，淋巴管浸润，浸润性小叶癌，都不适合做保乳手术。但近年研究认为，只要保证切缘阴性，不论是浸润性导管癌，还是浸润性小叶癌，均可行保乳手术。欧美研究报道，腋窝淋巴结的状况也不影响保乳手术的开展。NSABP B-06临床试验中，腋窝淋巴结阳性行乳腺肿瘤广泛切除加术后放、化疗的病人，随访12年，同侧乳腺肿瘤局部复发率仅为5%，这一结果提示了腋窝淋巴结阳性的乳腺癌，同样有条件行保乳手术，但我国开展保乳手术大都选择腋窝淋巴结无转移的病例。病人及家属对保乳手术的知情同意，也是开展保乳手术不可忽视的因素。保乳手术的绝对禁忌证是多中心问题，既有两个或多个肿瘤在不同象限，钼靶片显示散在的恶性钙化灶。

保乳手术切除原发肿瘤时切缘距瘤缘的距离非常重要，术后局部复发与手术切缘关系密切。保乳手术切缘距瘤缘的距离，一直未能统一，文献报道3cm、2cm、1cm不等。近年来随着保乳手术的广泛开展，放疗设备和技术的不断提高，不仅术中要求手术切除干净，还要求镜下切缘无肿瘤细胞浸润。NSABP和JCRT研究结果均显示：保乳手术切缘距瘤缘镜下阴性者，5年局部复发率为3%，切缘距瘤缘1mm者，5年复发率为2%，二者无统计学差异。故手术中切缘送冰冻检查，不失为一种明确切缘安全度的可靠方法。术后病理还要重点检查切缘。术中将标记切下标本的方位，送至病理科后，医生再用不同颜色的染料将外周及基底切缘染色，丙酮固定着色区，后按常规用10%的福尔马林处理，除对肿瘤组织取材外还应对周围及基底切缘取材制片，通过镜下阅片，进一步明确切缘距瘤缘的距离，决定术后治疗力度。

腋窝淋巴结清扫一直被认为是浸润性乳腺癌标准手术中的一部分。其目的不仅仅是为了切除转移的淋巴结，更重要的是了解腋窝淋巴结的状况，以便确定分期，选择最佳治疗方案。目前研究的热点是淋巴结清扫的范围，多大范围才能获得准确的信息，确定腋窝淋巴结是否有转移。按照Berg腋淋巴结分级标准，LevelⅠ是指背阔肌前缘至胸小肌外侧缘，Level Ⅱ是胸小肌外侧缘至胸小肌内侧缘，Level Ⅲ是胸小肌内侧缘至腋静脉入口处(Halsted韧带)。出现LevelⅠ、Ⅱ阴性而Level Ⅲ 阳性的跳跃式转移很少见，仅为3%。LevelⅠ阴性而Level Ⅱ阳性的情况有报道。目前大多数学者认为清扫LevelⅠ、Level Ⅱ的所有淋巴结是必要的，不影响局部控制率，腋窝淋巴结复发率仅为3%。保乳手术清扫腋窝淋巴结的数目个体之间会有差异，但平均要求在10个以上，如此反映腋窝淋巴结的状况才更准确。Axelssos比较了腋窝淋巴结均为阴性的两组预后，结果切除淋巴结数目≥10个组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