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肿瘤，实体性的肿瘤，也就是有占位效应的肿瘤，或者是说的白一点，就是体内长了一块东西，长一个肿块。这种实体性的肿瘤经过一些治疗以后会缩小，这当然是一件好事。比如说化疗，通过化学药物的输入，或者通过放射性的治疗照射，或者是通过介入治疗，比如说通过肿瘤的供血动脉的栓塞，栓塞治疗，肿瘤都会缩小，这种情况当然是一种好事，是非常好的好事。肿瘤如果不是通过治疗造成的缩小，比如说肿瘤因为生长太快，中心的肿瘤得不到充分的血液的供应会出现坏死、液化，肿瘤也可能会出现一过性的体积的变小，相对来说是好事，但是也说明肿瘤的发展太快了，有些程度太高了，所以这时候就不是好事。因此癌症肿瘤又是实体瘤缩小了是不是好事，要看具体的情况，具体的分析。

肚子疼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其中最多见的原因就是腹腔的一些器官，比方胃、像胆囊、像肝脏、像肠子、阑尾等等这些腹腔内的器官，发生炎症反应的时候。因为这个腹腔脏器的炎症，这时候就会出现肚子疼，也会出现一按又疼的情况。这种情况显然不是癌症，就是炎症性的反应。这一类的肚子疼，一般病程比较短，病人往往有发烧。除了这种炎症的疾病以外，再就是肿瘤这一类的疾病。比如说肠癌，肠癌如果长到一定程度以后，出现了肠梗阻，不管是不完全性的肠梗阻，还是完全性肠梗阻，一定会出现肚子疼。当然完全性肠梗阻可能是肚子胀、肚子痛更明显，而且一按的话也会肚子疼。这是腹腔脏器的一些器官会出现的这种情况，所以肚子一按就疼，不一定是癌症。

我们国家的肝癌占世界肝癌的比例很高，将近40%左右。我们的肝癌还有个特点，多半是在肝炎、肝硬化基础上得的肝癌。所以得了肝癌以后的肝功能都比较差，会有肝硬化。实际上肝癌的治疗，早期选用放疗它的效果更好。肝癌的治疗必须要保障四个“性”：第一，治疗结果的彻底性；第二，治疗过程的安全性；第三，治疗以后功能的保存性；第四，治疗以后的再治性。为什么提到治疗以后的再治性呢？由于肝癌是在肝炎、肝硬化的基础上发展而来。肝炎，病毒性肝炎，本身这个病人把这一次肝癌治好，由于病毒性肝炎基因的表达还存在，所以3年、5年、10年、8年，肝脏会再发癌，不是复发，而是再长新的癌的可能性极高。所以这一次治疗以后，要留有余地，为下一次再长肝癌提供条件。所以放疗在早期肝癌治疗上优势巨大。那么在局部晚期治疗上，它也有条件，应该说肝癌的早、中、晚治疗，都是一个最佳选项，而且对肝功能的保护极具条件。还有未来治疗以后再出现，它可以再治，所以肝脏可以多次放疗。肝癌实际上是选择放疗的一个最佳手段，但是我们目前为止大多数得了肝癌还是要么手术，要么介入或者射频消融，选择放疗的机会偏少，这是一个遗憾。

紫杉醇是抗瘤谱很广的化疗药物，主要作用在微管蛋白。这类的药物实际上化疗周期要结合化疗方案，以及这一整套的化疗计划来决定，比如说一个晚期的患者，他的化疗周期很可能不确定，因为要看化疗的有效性来判断，也要看毒副作用的耐受性，甚至于还有患者的接受程度和经济程度，来决定他的化疗周期数。而往往在辅助治疗当中，结合着临床证据，化疗周期数有明确规定，只要看患者的病理类型、分期以及术后的一些相应的表现，综合判断来决定辅助治疗应用的方案，在询证上是一套什么样的方案，来决定化疗有多少个周期数。

未来目标三个层面都要发挥作用，从政府层面，2018年已经把癌症这样一个重大疾病作为国家重点研究的对象，在药物上像免疫治疗、像靶向治疗，国务院都做出了很多像进口药的零关税、像医保的降价、药商谈判，让药物能更好的让癌症病人得到实惠。但是在放疗的举措上，还需要加大一把，放疗能够直接有效的让癌症治疗水平提高，达到更高的生存率，提高局控率，改善患者受惠的策略改变。应该是路径比药物更优，然后成本更低，老百姓受惠更实在，这是第一个政府层面。第二个，广大的放疗专业人士要去进一步推动现在的一些数据差异，当然包括卫健委，在装备配置上和国际的标准要求差距缩小，总得想办法让全国各地的装备配置更多，装备多，放疗的人员就多，人多势众、羊群效应，现在装备整个放疗的需求仅仅才1/5，在3到5年应该有规划，要补足放疗装备严重不足的短板。第三要出台相应每台机器标准治疗人数的法律规定，因为一台机器治疗过多，医院就垄断了大量的病人，像庙很大，名气很大，但质控并没有得到保障，来治疗病人的水平、疗效并没有得到全面的提升，它其实是一个反向作用。医院装不了这么多机器，广大的地区就能够普及更多机器，广大的病人就能够在对放疗的认知更全面地理解，成为良性互动和循环。第三还要鼓励更多医疗产业发展，民营资本要进入一种放疗医院的建设，在更多省、地、县，做到大病不出县。因为肿瘤病是慢病，如果跑到北京，医保可以报，看病来就是一家人而且时间很长，路费很贵，要全面发展各个地区放疗的装备配置的可及性。第二，治疗水平的均衡性；第三，整个诊疗水平要全面提高，可能3到5年，期待的目标有可能就会改变。